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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时代赵国有位先贤名叫荀况，他写过一本书叫《荀子》。书中有一章《富国篇》，讲了诸多关于国家强弱贫富的道理。他说，若要国家富强，朝廷就要爱护百姓，使百姓安居乐业，并积极发展生产，这种政策，才能增加积累，充实国库，使国家富强起来；如朝廷不顾生产，只知滥征赋税，浪费物资，百姓都穷困得难以生活，那么国家怎能不贫弱呢？所以他说：“下贫则上贫，下富则上富。”并且强调：
“百姓时和，事业得叙者，货之源也；等赋府库者，货之流也。故明主必谨养其和，节其流，开其源，而时斟酌焉。”
这几句话大意是讲一个国家要十分注意开源节流：“百姓要积极利用适当的天时，按照季节应时进行农事活动，从而获得好的年成，这才是发展经济的根本，好比‘水源’一样；至于征收来的各种赋税，存在国库里，再多也用得完，那不过是‘水流’。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要懂得体恤百姓，给生产发展创造有利条件，一方面节省财政开支，一方面更需开发经济来源，并要做好合理调剂、统筹安排，兼顾到国家与百姓的利益。”
所谓“源”和“流”，是以水比喻财政经济。一般地说，“源”，比喻生产、收入，“流”，比喻费用、开支。所谓“开源”就是指扩大生产，增加收入渠道；所谓“节流”就是指花纳税人的钱一定要节俭。“开源”和“节流”，两者必须结合，要是只开源不节流，或是只节流而不开源，那都不可能达到增加积累、充实国库、民富国强的目的。
一般地讲，各地对开源抓得是比较紧的，比较用心，相对而言，有些地方对节流就不那么重视了。这是因为，在关系到官员仕途的政绩面前，有的官员认为，开源的效果更容易体现出来，而节流则不容易体现自己的成绩，即使真的落实在行动中，也常常是“一阵风”，形不成长效机制。这种不科学的执政理念导致节流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流于形式。
老百姓有一句俗话，一个家庭要想过好日子，家里要有个搂钱的耙，还得有个装钱的匣。国家亦如此。生产再发展，纳税人再会挣钱，若花钱的人不知道节俭，大手大脚，挥金如土，国家也难以富强。在面对开源与节流统筹兼顾的问题时，官员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自己的政绩，而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。节俭绝不仅仅是省几个钱的事情，还关系到人们立德立身和社会风气。宋代学者倪思说：“俭者，君子之德。俭则足用，俭则寡求，俭则可以成家，俭则可以立身，俭则可以传子孙。”党中央的八项规定也好，纠正“四风”也好，都是国家在“节流”方面所做出的常态化纪律要求。那些对节流不以为然的官员，若还不摆正态度，还想在“节流”问题上走过场的话，不仅会在社会道德层面为人所不齿，更会被党纪党规所不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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